为什么北京很多房子上，总要加个这样的「大屋顶」？ - 知乎
/这算不算一种“反-批判地域性主义”？@link:: Arch.批判地域性主义/
1895 年甲午战争战败之后，清廷上下积极提倡洋化。清末所有的衙署都建成了西洋风格，民间在 1900 年后建的商业铺面也都热衷西洋装饰。
中式传统民居更是被贬得一无是处。1905 年《汉口日报》一篇文章将中西住房做了一番对比称：「（中国民居）入其室则黑暗世界；而西人洋楼高矗，窗闼洞开，足以收纳空气……比之华民住屋，真有天堂地狱之分。」
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。中式民居虽然永堕「地狱」，但殿堂式建筑的「大屋顶」不久就时来运转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中国人在战火连天的欧洲面前重拾自信，社会精英们脱下西服，换回了长衫马褂。
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，很快刮到了建筑领域。
1930 年前后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，在建筑上大力推崇「中国固有之形式」，给西式建筑增加中式大屋顶的重任，也就交到了中国建筑师手里。
直到抗战爆发前，国民政府主持修造了中山陵等一大批政府机关和公共事业建筑，大多都采用了西式建筑结构加「大屋顶」的形式。
不过，虽然「大屋顶」有官方加持，在南京等地声势浩大且波及北京，但在当时建筑界，就已不乏质疑之声。
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，「大屋顶」建筑在理论和设计建造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，「均注重外形的摹仿，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，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，勉强生硬的加在一座洋楼上，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旨趣」。
在梁思成看来，中国古代建筑的优点在于其梁架式结构，与现代建筑的框架结构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，并且「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」，合乎现代建筑设计原则。生硬采用钢筋混凝土去模仿木构架建筑的具体形态，破坏了中式建筑的真趣味，是最不聪明的借鉴手法。
同时，梁思成还指出，给近现代西式建筑强行加大屋顶在经济并不划算，「糜费侈大」，不适应当时中国贫弱的基本国情。
直到 1949 年后，梁思成等人的在「大屋顶」问题上仍然态度顽固。1950 年 1 月，梁还在营建学研究会上强调：「（大屋顶建筑）不伦不类，犹如一个穿西装的洋人，头戴红缕帽，胸前挂一块缙子，脚上穿一双朝靴，自己以为是一个中国人！」
不过，随着苏联专家的到来，梁思成们很快投降了。
「要像爱女朋友那样爱民族形式」
50 年代初，大批苏联援华专家来到中国，其中也包括市政与建筑专家。
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，苏联专家们理所当然地把持了中国建筑界的话语权，他们传达给中方的信息相当明确：采用民族形式才是社会主义建筑，坚决与资产阶级的现代主义建筑划清界限。
苏联专家们的意见，代表了苏联最高领袖的意见。早在 1935 年，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，苏联公布了《改建莫斯科市总计划的决议》，指出要以「民族形式」表达「社会主义的内容」。
随后设立的苏联建筑科学院，更明确表示要对「资产阶级的」现代主义建筑流派进行「歼灭性打击」。
这种环境下锻炼出来的苏联援华专家，当然执着于「民族形式」。如苏联专家维拉索夫就表示，他「看见上海就愤怒」，因为上海遍地西洋式建筑，缺乏民族风格，「很不进步」。另一位在清华大学指导建筑教学的专家阿谢普可夫，则要求学生「要像爱女朋友那样爱民族形式」。
至于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是什么样的，苏联专家们也早已成竹在胸。1949 年 9 月，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第一次见到中方人员时，就专门嘱咐北京建筑要搞成西直门那样的「民族形式」，怕中方人员不懂，还在纸上勾画了一个箭楼的轮廓。
中共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深表认同，《人民日报》对建筑学界提出要求，在首都建设的建筑设计上「必须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的设计思想，学习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，特别是向苏联专家学习」。
从 1951 年开始，以梁思成为首的北京建筑学界开展了多次自我批判，「痛悔过去误信了割断历史的建筑理论」，将一贯认可的「国际主义」建筑和现代主义建筑风格都视为反动的、代表资产阶级的、世界主义的体现。
即便如此，北京建筑界还是对到底应该如何发扬民族风格表示了疑虑：「创造我们的新建筑。这是一个极难的问题。老实说，我们全国的营建工作者恐怕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去做。」
1952 年建成的「四部一会」大楼，几个大屋顶共花费 30 多万元
1952 年建成的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，顶部 6 个亭子的工料造价达 54.6 万元
「梁思成路线」被打倒后，北京的建筑风格问题并未得出答案：不加装饰的现代风格是「资本主义」，加「大屋顶」又是「封建复古主义」，到底该盖什么样的房子？
答案在 1958 年揭晓。
为庆祝国庆十周年，展现建国伟大成就，北京决定建设一批庆典建筑，即「十大建筑」。高层明确指示，重大建筑仍要采用「民族形式」，因此大屋顶建筑仍占很大的比例，如民族文化宫、全国农业展览馆、北京火车站等。其他建筑也或多或少带有传统装饰元素。
